人物简介

 

      徐汇浦北路一条安静的弄堂两边，几幢公寓楼不动声色地被包裹在一片茂密浓郁的绿意中，果真是个“于僻静处读书”的好地方。钱伯城先生就住在这里。

　　确实，和这位年已九旬的我国著名出版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聊天，从始至终，基本就围绕“读书”二字。最初在电话里和老人联络时，他就叮嘱来上海时，“别忘了捎一些常州的报纸、书刊”。祖居白家桥的他，家乡是割不断的牵挂。 

　　从《中华文史论丛》聊起

　　周遭若干个书柜，大约万把册图书，将老先生的书屋围拢得略显局促。

　　话题就从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让众多读者怦然心动的《中华文史论丛》开始。而钱伯城和古典文学出版的结缘，应该追溯到1954年。至今，他还记得自己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报到时的情形：那时古典文学组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他一面编书，一面建立古籍专用资料室，以一人之力将常用的基本典籍购置完备。为此他还与当年上海三马路的古旧书店老板打起了交道。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资料室的基础就是那时建立的。因为对资料室的藏书如数家珍，以至老同事杨友仁戏称他是游荡在资料室的“幽灵”。

　　他当时在第一编辑室工作。主任是梅林，成员有罗洛、耿庸、张中晓。全是1955年被一网打尽的“胡风分子”。虽然钱先生没有被划进那个圈子，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中还是在劫难逃。1956年进出版社的何满子先生与他一同落难，老友杨廷福因此称他们为“丁酉同年”（1957年是丁酉年）。

　　“其实，《中华文史论丛》早在‘文革’前就开始做了。”1962年，当时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创办《中华文史论丛》，钱伯城作为刚摘帽的“右派”，负责编辑这本学术刊物。可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本来已经排好，但还是“夭折”了，因为里面有“上海八个反革命学术权威”之一 ——李平心先生的文章。这位被姚文元称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小丑”的华师大历史系教授后来自杀了。

　　令人心悸的“文革”风暴中，钱先生不得不中断了自己喜爱的古典文学编辑工作。

　　他赶上了“文革”后的第一波出版热

　　1978年，“文革”结束后不多久，钱伯城从“战高温”的工厂回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文史论丛编辑室。

　　“复刊号有一篇《致读者》，原稿是我写的。复刊号发了李平心先生的文章，就是‘文革’前编好的那篇文章，只不过这次加上了‘遗稿’两个字。”

　　其时，社会上正兴起一股读书热。钱老记得那时几乎任何一本新书出版，都会引起抢购的热潮。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说岳全传》时，第一次印刷定了一个当时觉得很保守的数字——九十万册！“‘文革’后的读书热，是由书荒和知识荒造成的。”钱先生说，这样的读书热潮和“文革”时期出版的停滞有关。

　　1984年后，钱伯城先生被任命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他见证并参与了那一波的出版热潮：“当时读者买《红楼梦》、《水浒》都要通宵排队。那时木材很值钱，有人拿了《水浒》、《红楼梦》可以直接到乡下去买木材。我们出了一本汪辟疆先生的《唐人小说》，因为书名有‘小说’两个字，也卖得很好，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是文言小说。当时社里员工内部买书还是有特权的，但是这种热门书也只能每人限购两本。”

　　那时，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的名义，出版了不少论文集，比如语言文字、太平天国等学术会议的论文集。还整理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的日记、书信，其中《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艺风堂友朋书札》等都是与近代史研究相关的资料。钱先生说：“当时不大容易见到这些资料，后来在近代史研究中，有很多人引用。”

　　而当时，很多学者还没有平反或恢复名誉。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就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大陆首发的，那是他们根据章士钊先生当年获得的一份油印稿发表的。

　　出版社的工作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帮助。比如朱东润先生、顾庭龙先生、王元化先生等。“我们请朱先生做《中华文史论丛》复刊后的主编，一分钱主编费也没有；顾廷龙先生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我们标点出版的那些近代史研究资料，就是顾先生从图书馆藏书中无偿借给我们的。胡适先生的书信和遗稿也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我们很多书的书名也都是请顾先生题签的。”还有王元化先生，他对古籍整理一直很感兴趣，推动成立了古籍规划整理小组，办公室就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80年代末，我们策划出版海外汉学丛书，就请王元化先生做主编。这套书影响很大，是‘文革’后国内第一次比较有规模地翻译引进出版海外汉学著作。”

　　钱老说，“十年浩劫刚过，万物复苏，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有一股干劲，出版就上去了。”

　　自在于“读写”之中的耄耋长者

　　1994年，钱先生正式退休，从此可以自在读书了。“我读书很杂”，钱先生说， “编辑应该是杂家。”

　　在钱先生的书柜里，果真是一个“杂”字了得：除了大量的古籍读物和众多的回忆录，不乏众多当下热门的图书。1998年季风书园开张时，钱先生是最早的一批顾客。每次去徐汇中心医院看病，他都要去“季风”转转，有时候还要去沪港三联书店和淮海路书城看看。逛书店，他都是独来独往，不要家人陪伴。

　　钱先生说自己经常是两三本书同时看，以节省时间。“以往是去书店买，现在走不动了，看到一些图书信息就让儿子到网上买。”他指着一套索尔仁尼琴的《红轮》说：“这套东西就是网上刚买的。”

　　对那些有阅读价值的书籍，钱先生也很挑剔。他走到书柜前，拿起一册《柏拉图对话集》推荐道：“这一定要是王太庆译的才行。”

　　文怀沙老人对钱先生的“挑剔脾性”算是“领教”了：他请了五位朋友审阅《中华根与本》，并请他们作序。四位朋友都写了自谦为“读后感”的文章。

　　但是“还有一位拒绝作序的，是与我情同昆季的钱伯城”。钱先生在给文怀沙的复信中写道：“……此稿文风与兄素作不类。窃疑创意在兄，而执笔实为弟子辈，惜未能如程门诸子妙达师诣，若然，则更难赞词……”文怀沙感慨道：“伯城严且苛，真是个迂夫子，呜呼，我欲无言。”

　　除了如饥似渴的阅读，这位耄耋长者的“消化能力”极强：这些年来，他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还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读书笔记如《问思集》等。“切问而近思”是子夏语，亦是钱先生观察世界、观察社会之准则。“所谓‘切问’，即多提问题；所谓‘近思’，即勤于思考进而独立思考。”

　　事实上，钱先生很早就是位小说家。上世纪80年代末，香港中华书局就曾出版过他于六十至七十年代间写的三篇历史小说集《广陵风云录》、《长命女》和《小忽雷》。后来再版时，他又增加了据《长命女》改编的电影剧本。这三篇历史小说和电影剧本，都是讲一千多年前公元8世纪时候唐朝的故事，作者选取了三至四位唐朝历史上确有其人的著名女性音乐家，有歌唱家，有弹筝、弹琵琶的演奏家，作为小说与电影剧本的主角，叙说她们在唐代宫廷与民间这个大背景下的悲欢离合命运。

　　“编辑这个行业，号称‘杂家’，不少的编辑前辈，就曾写过小说。”钱先生说，“我这本小书则是出版后，自生自灭，我不再过问。随后岁月流转，几乎一瞬而过，很像书中一篇小说结尾写的：‘一切都过去了。烟尘满目，这便是历史。’”

 

 

                                            （供稿：姜宏强/ 沈向阳）